我校校友、华裔女科学家崔景荣领衔的辉瑞公司团队因发明治疗肺癌新药“克里唑蒂尼”而荣膺第38届年度国家发明大奖。该奖项是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为奖励重大发明创造所设立的年度奖，每年全美国所有行业中只有一个专利可获此殊荣。
崔景荣博士1980年考入中国科大近代化学系，1988年获中国科大硕士学位，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辉瑞公司拉霍亚(La Jolla)研发中心资深研究员。她具有十六年以上的药物研发经验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曾获辉瑞公司全球研发杰出成就奖。
我们校友基金会最近有幸采访到了崔博士。
科大校友基金会（问）: 网上看到的资料并不多,看到您80年考上科大,您能回忆起当时报考科大的经历吗? 当时的报考制度和现在区别很大?
崔景荣（崔）: 对,77年恢复高考,所以我从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是第一次以考试形式进入高中,那时还基本没有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区别,基本都是按片儿划的吧。高中两年,80年轮到我时已经是第三次举行高考了。当时是先报志愿后高考,现在是先高考再报志愿。 所以当时报考科大也是take risk,当时科大在整个陕西只招5名,化学招一名。 所以当时很幸运,能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到科大, 作为5名中的一名。
问:请问师姐,化学专业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崔：我初中，高中学化学物理都非常轻松，我在高中的时候一直是化学课代表，所以选择化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没有往别的方面考虑了。
问： 您在科大度过了8年时间，那一定是段难忘的岁月吧，能跟我们分享下吗？
崔：科大那个时候和现在很不一样，刚恢复高考，学习氛围很浓厚，科大学业任务也重，当时是5年制，虽然是化学专业，但是学的物理，数学也很多，所以课业任务很重，当时的课外生活也就是打打球，并不像现在那么丰富。科大什么最难忘呢？说学习最难忘，你肯定不信。（笑），我在科大呆了8年，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师资力量。当时的老师，实际上都是文革前的老师，都很优秀，他们讲课不光是传播书本上的知识，按部就班的讲。我对科大很多老师都印象深刻。他们在讲课，对课程背后的逻辑思维和哲理也会传授，你听过他们的课后对他们讲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一起就能到一种境界，所以，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问：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呢？
崔：老师都挺出色。一进大学先学的是无机化学，是张祖德老师。
问：张祖德老师现在还在授课
问：我的无机化学也是他教的。
崔：我对他印象很深，当时他刚在美国呆了2,3年回来，所以以新的方式传播知识，印象挺深的。有机化学老师是张保忠，不知道你们认识不？
问：现在的老师都是年轻为主了。
崔：张保忠老师对我影响也挺深刻的，当时我出国时他还给我写了推荐信。后来转专业之后，潘才元老师是带我高化的。
问：潘才元老师在我大一时还代课，后来退休了。我是地球化学专业的，但是我化学课都是在化院上的。
崔：还有高物的何平生老师。
问：我大学寝室室友是在何平生老师实验室的。
崔：何平生老师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问：何平生老师特别特别热爱教学。
崔：听他们讲课很有启发，你工作后，进行独立课题研究，需要很强的独创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多大学学的知识在工作后不一定记得，但是那种思维方法是影响一生的东西。还有我在科大的研究生导师，徐文英老师，也是刚从美国回来，我读研期间做他的研究生，他回国较晚，并没有给我们授课
问：当时80年代，都说“不要命的上科大”，想问下师姐果真如此吗？
崔：当时最难的，就是到图书馆占位子，真的是很难啊（笑）
问：那师姐当时在什么情况下做出出国的选择呢？
崔：当时出国不是很容易，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我的成绩还是挺出色的，但是去复旦考出国的考试时生病了，没有考好，错过了申请的机会，就在科大继续读了研究生。但当时很多老师，因为文革的关系，都没有读博士，只是硕士，不能带博士生，如果要继续深造，就必须出国。
问：我们现在情况比师姐那时好很多，这也是师姐那一代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非常感谢师姐那一辈在美国的卓越表现。
崔：实际上当时联系学校并不难，但是办出国手续很困难。每个人都有好几个offer，联系学校相对来说还不是很难的事情。
问：当时国家政策是不是对出国管理比较严格？
崔：是，管理很严格。公派名额很有限。
问：师姐你在科大8年有没有遗憾？
崔：当时，献身科学是最崇高的理想，当时课程设置都是按部就班的上，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肯定有很大的变化，你们上课时都能选择你们喜欢的课程，对吧。
问：基础课程还是必修的，高年级课程就可以依照兴趣选择了。
崔：我们当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实际上挺喜欢学有机的，但是科大当时并没有有机专业，只有高分子专业。但实际上我本人并不是很喜欢高分子化学，所以我出国后转到了有机化学，再转到药物化学。
问：我们看您的经历，您在OSU, UC Berkeley还有很多公司的研究部门呆过，您觉得学术界的实验室和工业界的实验室在研究气氛方面有哪些不同呢？
崔：无论工业界还是学术界，看你从事哪方面研究了，比如在杜邦的话，那就非常不一样，研究在它们那里并不算首位。但是就我的领域，只要来说，公司和研究所，大学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更具有挑战性。在学校或者研究所，你可以就某一方面去钻研去做，但是在制药公司的话，你就要做到面面俱到。这时候，科大培养的基础知识就非常重要，因为你要跨学科，跨领域，要做很多东西，设计药物也就是综合各种思维的能力，因为要考虑很多因素在里面，要做出巧妙地设计，并不是纸上谈兵，真的是凝聚了很多知识在里面，所以我个人感觉在制药公司，研究气氛是非常浓的。
问：那你当初刚刚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做出选择的呢？
崔：当时还是比较希望能把学到的转化为实际应用，我也是比较感兴趣。
问：看报道报到，您当初去美国只带了27美元，请问您当初到美国的初期是怎么适应的？
崔：这是我在获奖感言中提到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当时国家对外汇是严格控制的，凭借出国机票才能兑换美元，而且只能兑换27美元。（笑）当时是第一次出国，你不知道也就不会害怕，而且当时同学之间也互相帮助。实际上当时我从机场起飞，然后到OSU报到整个过程，我一分钱没有花。我在纽约降落的时候，已经有师兄师姐接我，到了俄亥俄，已经有人帮我租好了房子，我到了系里，系里都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借我300元，后来当TA，生活上也有了经济来源，实际上生活上也没有困扰。
问：师姐你在整个美国求学期间，有没有考虑过回国的问题？现在海归是很热的话题，不知道师姐那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部分人都怎么做出选择的？
崔：实际上我很钦佩一直在国内，默默做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同学，朋友。我那时在美国学完之后，国内的基础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比如说工业界，和国外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基础知识的学习还是非常有限的，而整个工业界是怎么运作的，还是和学校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时还是想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定经验再回去。
问：那您对国内的生化制药领域是否关注过呢？
崔：国内的情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药开发还是一个空白，还是中药比较先进，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屠呦呦在美国拿到一个很高的奖项，青蒿素药（Artemisinin）的开发。这个是挺重要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其实也不能说落后，因为制药是一个很奢侈的行业，只有当国民经济达到很高的水平后才会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制药开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有很长的历史，在制药领域一直很领先。日本经济在腾飞之后也开始重视生物制药领域，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日本在制药领域还是无法和欧美抗衡。可想而知，国内经济已有很大发展，这个五年计划和下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非常大的资金到生命科学，从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转换到药物开发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想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会有一些突破，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问：不知道您对国内的科研制度有什么看法。国内的科研制度现在还是大学和研究所牵头，您对企业研发在整个领域的作用怎么看？
崔：实际上不管在美国，欧洲还是在国内，前沿的生物基础研究还是在大学，在研究所，这个基础研究离应用非常遥远，每个企业不可能投入这么长期的研究。企业的实际功能是把重心放到能把基础研究很快转化为药物开发，这是大的企业的强项。虽然它也会做一些基础研究，但是对每一个生物机理的理解实际上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企业也在做，学校也在做，研究所也在做。大家都做了几十年了。虽然现在基因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但实际上我在工作中发现前期工作的资金投入还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还是在大学和研究所。国内还是主要投入大量资金到大学和研究所，大学和研究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是靠发表文章，国内评价学校好坏还是主要靠发表的文章数量，级别来评，这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在美国和欧洲整体的结构已经很健全了，研究成果从学校出来后，制药公司能够很快把生物研究转化为药物开发。最终研究出新药造福整个人类。中国现在投入这么大资金，也发表了很多好文章在Science，Nature上，可是我们国家把基础研究转化为药物开发这一片是一个空白点，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能追赶上，这个文章成果因为是全世界共用，因而我们的科研成果可能被其它国家所利用，等于我们出了钱，为别人的药物开发提供了基础。所以我认为国内在这方面一定要赶上去，这样才不会出现国家出了钱，百姓买不起药的情况。
问：下面这个问题可能稍稍有点敏感，不知您对国内的学术氛围怎么看？饶毅和施一公回国后参选中科院院士，都落选了，也在国内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请问您是怎么看的呢？
崔：我对他们的事件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我对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从美国回国也是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但是评不评院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带动国内的研究，使国内的研究走在世界的前沿，所以我认为评不评院士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
问：师姐您在去年年底获奖后回过国？
崔：是，很早前就定好了，这是一个family trip也是personal vacation
问：师姐我想知道您毕业后回过科大吗？
崔：还没有。我出国了23年，期间回国就4,5次吧，而且每次都匆匆忙忙的，都是一两星期，主要还是以探亲为主。
问：还是希望师姐以后有机会多回去看看，科大现在变化很大。
崔：我看过照片，真的是都认不出来了。
问：关于科大的发展模式，现在有些争论。有人认为科大应该有选择地发展一些非理工科专业，如商科文科等，增加科大的社会影响力，为科大的发展争取社会支持。也有人认为现在科大面临的挑战比较大，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几个优势学科并达到世界一流，对于商科文科的发展应予以限制。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崔：我觉得每个学校本身不能随大流，都应该有各自的特点，科大本身真的是一流学校，在国际上这么多年声誉很高。所以我认为科大没必要去追赶合并的潮流，应该遵照自己的特点发展。比如说在美国，哈佛，MIT是非常不同的，Caltech也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在现有的学科里，每个学科都力争达到一流水平，那么科大一定会是一个一流学校。
问：据报道，您的新药是近六年来美国FDA在肺癌领域批准的第一个药物，您认为这一领域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您对这一领域的前景又如何看待呢？
崔：癌症呢是最近10年来才有了新的突破。 从1971，尼克松在美国发起了打败癌症的战役，美国在癌症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直到最近十年，靶向治疗才有突破。以前呢，是化疗，所有的癌症都是一样的对待。通过基因研究，认为癌症是个非常笼统的名字，每一个癌症都有不同的发病原因，这就是最近几年靶向治疗新的方向。肺癌呢由于投入了比较大的资金，是发展比较快的，6年的应该还算不是很长的间隔，有些癌症到现在都没有药治的。我们作为癌症领域的一线研究人员，怎么样能够把“不治之症”癌症转化为“慢性病”，已经是很不错的进展了，即使如此，仍有很长的距离。对于肺癌呢，过去化疗是笼统的治疗方法。其实呢，肺癌有着非常多的分类，发病的基因是不一样的。那么，确定哪一个基因“决定基因”是很难的事情，要做许多基础研究论证的工作。而“克里唑蒂尼”的靶点呢，从发现到成药只有4年时间，而第一个激酶抑制剂药物花了40年的时间。一方面体现科学发展很快，同时也因为当时从病人发现融合基因的时候，这个药物的一期临床实验已经完成了。实际上这个药是否作用于肺癌决定基因，是直接在病人身上测试的。当时，通过对于基础研究的理解，直接在病人身上检测出融合基因。由于这个药的毒性非常理想，几乎没什么毒性，所以在病人身上直接测试，病人反应效果非常好，一下缩短了很多时间。同时也体现了这个领域是挺困难的，因为这个凑巧是在病人身上测，但是很多靶点，比如检测癌症病人的蛋白变化，基本上有非常多的蛋白平衡发生了变化，被打乱了。但是你拿到靶点之后，如何决定在病人身上是否有作用，这一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同时要牵扯到很大的投资。从一个项目开发，到最后进入临床，基本上要十几年的时间，投入资金非常大。所以同其他行业，如计算机来比，是一个成功率非常低的行业。这也是这个行业的困难所在，投入很大，冒险性很大。
问：那您现在在这个领域内也是取得了非常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了，您觉得您下一步工作的重心会是什么呢？
崔：我从事癌症方面药物开发有十几年了，也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但是癌症跟其他疾病相比，仍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很多癌症还没有药物治疗，所以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肯定仍然在癌症领域做更多的药物开发工作吧。
问：癌症药物的研究方向很多，您当初选择激酶抑制剂领域的动力是什么呢？
崔：一般来说，公司决定从事开发哪一个方向，靶点选择是一个非常慎重的过程。只有它的基础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制药公司才会设立这个项目。比如说cMET这个吧，从1986年发现这个靶点，我们2000年做药物开发，这个过程已经有十几年的基础研究做基础，比如cMET的受体激酶，他对于癌细胞的生长，扩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做癌症扩散方面。
问：谢谢师姐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能够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崔：希望对于你们读研究生，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有所启发。比如，大学的时候希望做什么事情，现在读研究生有很多选择，实际上大学里学的专业未必一定会是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年轻，有很多时间来想一想自己将来想做什么，可以有很多的规划。
问：是的，谢谢您，最后祝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乐，龙年大吉！
崔：谢谢。
[注：] 克里唑蒂尼，XALKORI (Crizotinib) 是由辉瑞制药研制的一种口服酪氨酸激酶受体遏抑剂。该药用于治疗表达异常的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供稿：丁一戈（0601），王珏（0701），籍浩元（0707），段屹（0708)